【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张东奎.pdf

儒家文化与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众说纷绘,莫衷一是。从韦伯的“否定说”到“东亚奇迹”时的“动方说”再到东亚金融危机后的质疑,儒家文化就好象是故事“盲人模象”中的那头大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分工的角度,通过对东亚文化传统与理性化制度互本文认为,理性化制度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关键,文化通过影响正式制度的运作成本和运作效率,影响到经济发展的绩效。

言马克斯韦伯在论证新教伦理生发出种资本主义精神,并促进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认为儒家文化中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容,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这一理论,从十九世纪以来就被西方学者以及大批东方学者所信奉。一直到本世纪60年代,很多学者都认定儒家文化是东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性内在障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随着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许多人开始认为儒家文化不仅包含着“现代化潜力”,而且是东亚地区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工积累的技术知识一部分物化在机器中,形成物质资本.一部分物化在劳动者身上,形成人力资本。知识的不断积累使“每个人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贝克尔语)”(everyoneknowsmoreandmoreabout Iessandless),山此,分工产生了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迁回生产方式”的使用。因为专业化必须伴随着资不品的积累,而资本品的技术特征是它使用“迁回”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去改变生产要素(劳动时间和士地资源)的形态。所谓“迁回生产方式”,是指人类的生产活动将资源投入到对生产资料(中间产品)的生产上,而不直接投入到对消费品的生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