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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稿下册《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他们鼓吹“设厂自救”,要求“并民广”抵制“洋商洋厂”。而清政府在甲午战后,因充许外资在华“设厂制造”,又为了加强反动统治,解决财政危机,需要增加税收,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就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多的人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一八九五一一一八九八年间,中国商办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①从发展的速度来说,在这短短四年中,新创办的厂矿达六十二家之多,总投资额达一、二四.多万元,这速度和规模都算是可以的。

有余矣”①。这种税收上的不平等,使民族工业受到很大的打击.“无如华商智虑初开,行销未广,已成之厂,获利无多,未成之厂,集资匪易,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巢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以后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商力甚薄,尤为儒端,此近年商务之实在情形也。”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主义排挤、并吞中国民族工业的情形。据一八九八年海关册记载,在外国棉纱的打击下,上海中国纱广“亏折甚巨”,裕普、裕源等纱广“爱岌自危,不可终日”。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因欠有法债,后来落入法商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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