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张朋园南昌百花洲文艺

【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张朋园南昌百花洲文艺.pdf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 百①张明园／著自序 1960年美国科学院学术季刊Daedalus出版一期以“俄国知 识分子”为主题的专号,指出由于帝俄落后于西方国家,其知识 分子忧心如焚,函起鼓吹现代化运动,所以俄国才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大变迁。中国同一时期的贫弱处境,如与俄国比 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 觉醒吗？在台湾的少数历史学家受此一思考方向的影响,激起 了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我有幸生逢其时,追随先进,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学 术生涯的开始.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现代化”(modemization)的思潮。自序 律,是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动力与口实,所以中国才受到列强的 欺侮而濒于被瓜分的边缘。但国人不必因此而恐惧自卑,亦惟 有接受进化论,自强图存,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我在《社会达 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举证进化论一体的两面:帝国主义者 以之向外侵略,吾人得之奋袂而起。严复、梁启超鼓励国人奋发 图强,力挽狂澜,其用意在此.“疏离”说是1960年代最流行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帝俄晚期 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运用“疏离”观念去观察,将难以说明19世 纪俄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转折历程。著名的俄国史学家Richard Pipes说,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后三代,第一代鼓吹现代化,要 求改革农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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