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pdf

(沪)101号特约编辑严忠树人典出版、发行(上海绍兴路54号) 印数1-3000/k338.

“官办组织”,无非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多大进步作用。和平不同意这样简单的判断,他的研究特点是在发掘过程的复杂性方面下功夫。他认为传统因素与新的因素并非绝对对立,传统因素中有些成分可以经过自行调适或外力调适为新事物所包容,而且能够与新质素相结合并发挥作用。当然,这些经过调适并释合于新事物中的传统因素,并非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脱胎换骨,有时往往出现旧的传统因素死灰复燃,乃至旧的拖住新的等等缓滞现象。我认为,悟出这层道理,不仅有助于商会研究,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

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弱点,都集中地缩影在商会身上。加以它具有社团法人身份,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些弱点暴露得更为严重.就连他们自已所发起或积极参与的抵制美货运动、立宪运动、自治政府运动乃至其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也都表现出较多的动摇与妥协,因此也就容易为社会进步舆论所垢病。所有这些情况,本书都有详尽而全面的论述阐析,无须在这里赞言.商会研究,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商会研究,又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研究。多年以来,我总是强调这种研究,因为它可以作为人物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介,同时又可以作为社会总体研究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