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崇文书局丛书

是从阿拉伯文的资料,特别是波斯文的资料中得到报道的.此外,中世纪的突斯坦一般是没有自已的历史文献著作的,不管怎样,我们没有得到这种资料。这样,例如中亚蒙古诸汗的历史,帖木儿及其后裔的历史,几乎完全是从伊朗境内写成的著述中认识的。在公元16世纪才在突蕨斯坦出现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是由乌孜别克人写成的。在由乌孜别克人所建的三个汗国中有一个汗国一一下花儿(布哈拉)汗国直到其灭亡止除极少数例外,波斯语始终是官方文书用语和历史文献语言。在乞瓦汗国中是以中亚的突默语来作这些方面的用语的。在霍罕汗国中,人们有时用突语,但更多的是用波斯语来写作的。

即东突蕨为中国所征服的时期,以及在新的汗的权力下恢复其独立,在短期内,他们甚至把其西部的同族也征服了①。虽然从丹麦语言学家汤姆生发现解读这一碑文的钥匙开始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对这碑文的解读仍未告结束,同时有几处的解释直到现在还常常在争论。对于不懂原文的语言的人,在利用现有的翻译以作出任何历史的结论时,必须予以极大的注意。在说明碑文方面做了最大贡献的,是拉德洛夫②和汤姆生的翻译。在他的最早的翻译出版后,汤姆生宣称,他不打算再研究鄂尔浑碑文,但是幸而他没有按自已原来的意图去做,他对碑文还继续作了若干研究。

鄂尔浑突厥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纵然有些句子引起了争论,但是鄂尔浑碑文一般说来是为游收民族和游牧国家的生活提供了清楚的画面。游牧国家形成和解体的经过和欧洲人所理解的政治生活①有多大的差别,可以从拉德洛夫很早以前所写的书:《西伯利亚闻见录》②,以及他所出版序言中说明。拉德洛夫的意见,也为汤姆生所承认,在鄂尔浑碑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游牧民族在其正常生活条件下是不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的。每一个人在氏族生活的条件下,通过各氏族的生活和习俗而形成的联系中为自已找到了充分的满足,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契约和建立一定的统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