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第09辑_国际汉学专辑_商务印书馆

第2页越时空、跨越文化地去进行”比较”和对话,而且还不得不去叩启许多相关学科的大门.畴。而要探讨此类关系,亦即不同民族间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进行最宽泛意义上的媒介学研究。具体而言,也就是要去考辨伏尔泰获取有关中国信息的一切”来源”(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追随伏公去阅读、研究时人(当然是欧洲人)围绕中国而进行的全部报道、译介、研究工作,以搞清从未到过中国的伏尔泰是如何和怎样来了解、体认位于”地球另一端”(伏尔泰语)的中华帝国的。

第4页在学科中所处的尴尬地位。既然只是一种”古代文明”,那么人们研究、关注的重点自然就放在了语言、文明、历史诸方面,如同对古埃及、古希腊文化的研究一样①.然而,如同任何一门人文学科一样,汉学研究涉及的这三个方向也有其知识谱系上的历史传承。早在17、18世纪,当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都十分热衷于与中国一这个富庶的远东大帝国建立直接的政治、外交、经贸关系时,绝大多数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土就已经把中国的语言、历史、文明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应该说,对研究重点的这种选择首先受制于来华传教土的终极目的一一传教。但中西间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碰撞,实在是历史对天主教殖民意图开的一个大玩笑。

第6页说来,他们既是舆论和形象的制作者、”始作俑者”,他们更是对华政策的参谋和顾问。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中国观影响了当局制定政策者,更影响了公众舆论.要讨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研究这些国家心态史、情感史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都无法绕开汉学家的工作和个人”象征价值”所起到的作用.在上述三点中,前两个方面实乃比较文学之”常识”,早已引起普遍关注。事实上,任何一部讨论中国文化在国外流播的中外文专著,无论涉及到东亚还是欧美,都绕不过对汉学家及其工作的研究。其中,艾由伯先生的名著《中国之欧洲》堪称典范,对利玛窦及其他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占了该书相当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