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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 法律方法第主持人陈金钊谢晖

《法律方法》总序自上世纪80年代以降,我国法学,因着恢复秩序、构造法治之需要,于学术闭关自守、百废待兴中仓促起步。俗云:“万事开头难”。当其于購蹦学步之时,即面对曲折蜿蜓之途,跌跌撞撞,难得进步。故尝被人讥为“幼稚”之学,诚穷则思变。中国社会之急剧革新,追令法界学人披肝沥胆、披荆斩棘,终拓出法学成长之路径。其间既存“法治”与“人治”、“主权”与“人权”、“权利”与“义务”、“阶级性”与“社会性”诸意识形态问题之辩证.亦有“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法律信仰”诸“宏大叙事”问题之开拓。

《法律方法》总序广义上讲,含法学在内的一切学问,皆可谓方法之学.何以有此结论？盖在终极言之,人类认知,只可进于方法之途,而难达致本体之境。本体之澄明,需赖方法之进化。方法之缺席,必致本体之混沌.方法之在场,也未必本体即澄明。故本体之境,最终所需者为体验、为信仰。尽管如此,但相对言之,人类认知尚有本体性认知与方法性认知之别,这种情形,法学自不例外。法律方法,为法律认知之根本,因法律为一套严谨程式的逻辑体系,如何将机械之原则、规则演化为活动的秩序？法律自身,无力为之。这诚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而,在法律与秩序间,需勾连之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