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研究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及法官司法能动性】.pdf

举证责任制度,实为行政诉讼之脊椎。若求举证责任问题圆满解决,必然涉及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及法官司法能动性运作四个方面。本文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论述.笔者从举证责任内涵的历史嬉变着手,分析举证责任层次理论.指出应以说服责任为核心,重构我国举证责任制度。在借鉴各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立法例,分析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得出举证责任分配的结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依据由被告举证.事实问题基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在举证顺序上与民事诉讼询然不同。证明到什么程度,方能卸下举证责任,这就涉及证明标准问题。

目引言第一章举证责任基本理论一举证责任之内涵二举证责任之本质三举证责任能否转移之探讨四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关系第二章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各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立法例(一)我国立法本意及理论概括之错位(二)西方各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立法之比较一举证责任制度缺陷性分析三举证责任具体分配法律依据举证责任分配(二)事实方面举证责任分配(三)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之比较 2 第三章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目前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合理界定(一)表面可信:行政诉讼提供证据责任证明标准(二)实质可信:行政诉讼说服责任证明标准三行政

概念探讨入手.一、举证责任之内涵举证责任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公元前450年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6表第二条规定:“凡主张曾缔结“现金借贷”或“要式买卖”契约的,负举证之责。”在我国,举证责任是近代的舶来品。“举证责任”作为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清政府1910年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该草案是清政府专门聘请日本学者协助制定的。而当时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是对德国法的全面“本土化”,因此不难结论,我国的“举证责任”概念是以日本为中介而输入的德国民事诉讼术语.最初引入的“举证责任”概念是在提供证据责任意义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