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36年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pdf

研究综述“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有一个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抵抗的演变过程。如何确定其对日政策的转折点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说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因为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公开层次与秘密层次的区别,有文件宣言与实际行动的区别,有时间上的区别.说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关系到对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整体评价,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国民党及南京政策对日政策转变标志这个问题的论文不多,大多是在研究中日关系或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时涉及一下,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以系统的研究还很少.

“九一八”享变以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一个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抵抗的滨变过程。如何确定其对日政策的转折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标志.文章第一部分,分析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1.日本的对华政策,2。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3,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态度。通过对1936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走向,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变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到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前夕,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文章第二部分,说明

试论1936年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一个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抵抗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扑激迷离,曲折复杂,因此导致在如何确定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这个问题上众说纷坛。目前史学界大致有这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安事变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对日政策转变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转变的标志.还有的论者认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是一个从软弱到强硬地逐步演变过程,一直持续到“七七”抗战以后。笔者认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标志是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本文试图结合具体史实详为说明之,以就教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