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史学王健】.pdf

前旱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本体论,是指对客观历史的哲学反思.面认识论和方法论,则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哲学反思。在西方,人们习惯于把前者叫作思辩的历史哲学,而把后者叫作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近年来,我国史学界也有不少人尝试进行相应的划分,从而提出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分野。本文所谈梁启超的史学,完全避开了本体论部分,丽仅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对象。因此,本文所谓梁启超的史学,实则为梁启超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并不是为中国人所陌生的领域。我们民族的史学长河中曾孕育过刘知几、章学诚和梁启超这样三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是苦心球暨出一套比较科学、适用的方法。对于前者,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重视方法的研究和探索,这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非自梁启超始。但梁启超从方法论的角度明确提出并专门解释史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却是前代史家无法与之齐肩的。不仅如此,他还本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训,在编著《中国通史》之前,预先编订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专著,从史料的搜集、鉴别,到各种史著的编系,都作了详尽、系统的论述。对于梁启超的第二点贡献,似乎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思想积极吸收引进的基础之上的.在化的感续背后,十分明显地遗留下两个比较大的病症:一是矫过正.二是矛盾叠出。对此,国内史学界大都持不容商權的批判态度,然而,这个问题似乎还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即从梁启超史学理论自身考察,以上两个病症无疑是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但与一方面,即从梁启超史学活动的环境及影响看,则上述两个满症。似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在改变旧思想观念的时候,由宁微改造对象已积成某种定势,所以非“过正”则不足以“矫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