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历史考证述论魏鸿】.pdf

鉴于当前史学界对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研究尚属薄弱的现状,本文试图从钱氏的、等史,人的告的总结和分析。文中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钱氏的治学思想以“实事求是”为旨归,在史学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对史学本体及史料价值的深刻认识,从而使传统史学思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钱氏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考史方法,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和归纳法是其考史方法系统的重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识断明、取材博、专学精是钱氏考史的优长之处。本文多层面、多方位地探讨了钱氏历史考证获取成功的诸多因素,揭示了钱大昕历史考证对中国传统考证的继承发展,及其对于近代史学的影响。

引言钱大昕历史考证述论引言中国史学发展至清代,出现了封建史学的最后一次大繁荣,其标志和核心是乾嘉考证史学的兴起。这一史学流派的主要特征是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重在对史书、史事的是非真伪做微观的考察。此期的历史学家多兼文献学家之长,他们在史学领域里把文献考证工作推向极致,同时又在文献研究中追求历史真实,升华了对史学本体的认识。由此,乾嘉考证史学既是封建史学的殿军,又成为新时期史学的发端.钱大昕是乾嘉考证史学成熟期的代表人物。他投毕生精力于历史文献的考证,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江藩称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

第一草钱大昕的治学思想的病,重新焕发儒学的生命力,经世以致用。这标志着清代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认方式已由哲理性转向了考实性,“实事求是”的治经思想初步形成.钱大昕自觉继承并发展了顾炎武等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儒学思想上,他和顾炎武一样,强烈批判玄远的心性之辨,虚崇实。他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儒者当“务实用而不尚空谈”。他反对一些儒者空疏不学,“吐弃一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的拙劣行径。对于清初诸儒一反宋明以来空疏之习,以实证方法研治典籍的精神,他则深致推崇之意,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