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口通商大臣与早期洋务】贺彩龙.pdf

业:中国互现代史泽务立动史杨益花副教授学习期限:1993年9月至96年4月研究方向:指导教师或推荐人姓名职称(在职人员填后者):论文主题词:专

三口通商大臣与早期洋务三口通商大臣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设置的主持北方天津、登州(后改烟台)、牛庄(后改营口)通商和外交事务,并进而广泛参加多方面洋务活动的专差大员。由于它仅存在于1861年至 870年的短暂十年间,与该职务相始终的崇厚又因后来签订《里瓦几亚条约》而声名狼籍,所以它很少为近代史的研究者所涉及。在一些关于近代职官制度的著作和论文中,基本上是在论及直隶总督兼任的作为继五口通商大臣之后清廷在地方设置的又一洋务机构,三口通商大臣由于与总理衡门同时设立,又地处京,因而在早期洋务活动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片战争以首,中国“无所谓外交,理落商已。”《6>接待各国的是礼部和理院。鸦片战争的炮火变开了紧团的国门,月传统方式对致门面入的“宽人”已不可能。而味于外情的消廷统治者,既不了国际交往的正曾形式,也不愿放弃“天朝上国”的“尊严”去承认中外各国平等。这种情况下设暨作为钦差大臣的五口通商大臣,从名义上看是代衰皇旁负贵中外交涉,但实际上只是两广总醫的兼职,鸦片战争前仅开广州一口时地方官办理外交的方式并无实质佳交化.不过,负资口岸多至五口,所在地区后来也有变迁。同治元年五月的一则上谕对此直言不讳地追述说:“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年间经曾莫等议定设立,以为交涉事件,在外商办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