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_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_缺封面版权页_中国文学史系列

了.七年前,退休离开大学时,是应该执笔写文学史呢？还是应该坚特作杜莆注呢？我多少有些犹豫,结果选甲了后者,几乎是从未间断。中国学术的传统与其说是尊尚概论,倒不如说是尊尚以个体为资料对象的研究思考,而素来爱好中国文学的我也就准备以杜诗这个个体为归宿了.我本来就没有不让人知道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管见的意思。俏若它对今天优秀的专家黑川君有所助益,那么对他人也大概如此吧！对于本笔记中的某些观点,我负责任,但文章则是黑川君的。如果冒味地用“乘便”一词的话,那么这就是乘便的机会了。我本不准备在生前将此整理成书,转念一想,反正是出书,倒不如就在现在出吧.我与黑川君谈到此事。

挽留在中国学问中的,可以说是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当时,先生从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东方文化研究所调任京都大学教授不久,而先生那时已是卓然大家,讲课更是充满了生气和自信。那时大学授课,一般是老师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讲义,而学生则老实地做笔记,但先生授课却不这样。他没准备授课用的特别讲义,而以讲演的语气讲课,语言非常明确,很少暖昧的语词和混乱的逻辑,完全就是文章。先生从堆放在课桌上的汉语书中抽出一本,一面用汉语朗读例文,共作解释,一面又忙于板书。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所以象我这样的初学者要赶记例文,先生的话也只能记下要点。

了中国文学史的全部领域,这部讲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部讲义已经包含了先生在此以前所发表的著作、论文以及此后所发表的许多著作和论文的维型。就此而言,这部讲义可以说是先生全集的总括。当然,以后又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例如本讲义认为《古诗十九首》是后汉末建安的作品,而后来则认为有可能是前汉的作品,理由是,诗中所有的悲哀是潜藏于汉帝国繁荣背后的不安情绪的反映.另外,他认为唐诗的优秀性是因唐人关心无限之物而产生的,而唐人之所以有此关心,则是受佛教的影啊,本讲义中则尚未形成这种见解,宋以后的诗人增多导致诗歌质量的减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就此而盲中国近世文学的中心仍然必须得到诗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