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左联研究资料集成

2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中,双方的学术视野、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论辩技巧进行着激烈的抗衡,从而使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播和推广。在古希腊,学者之间的论争蔚然成风,出现过著名的雄辩家伊萨乌斯(Isaeus)和著名的诡辩家莱什阿斯(Lysias)、伊索克拉特(Lsocrates)。他们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一度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对他的弟子公都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①孟子当时论争的主要对象是杨朱和墨翟—他使夏禹、周公、孔子的学说得到承传和发扬.的确,论争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

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创作关注人生问题,尤强调揭示灵魂的奥秘.而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却接受了大正时代尊个性、崇天才、赞创造、重自我的现代意识,以及重表现(即“创造)轻再现(即“写实)的批评观。因此,在成仿吾看来,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孔乙已》、《药》、《阿Q正传》都是“浅薄”“庸俗”之作,惟独“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有资格进入“纯文艺的宫廷”。所以,鲁迅与成仿吾文艺观的冲突,在特定意义上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文化观与大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之间固然容易进行论争,就是处于同一思潮流派、同一思想体系之中的作家往

些文艺界老前辈回忆,当胡风一夜之间由一个文艺理论家变为反革命分子时,不但作家协会系统的一般工作人员思想跟不上,就连跟胡风长期存在理论分歧的周扬也大吃一惊。像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真应该世世代代都牢牢记取.论争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态度和气量问题,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1908年2月7 日致高尔基信)。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双方都应该遵循“虚已服善”的原则,树立一种服膺真理,不文过饰非的学风.特别应该强调对论争对手的尊重与宽容。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楷范。